孫中山和平思想的初探
作者:匡思聖

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的創建者，其革命行動雖以武力手段推翻滿清政府，強調非常時期的破壞，但基本這只是上孫中山不得已的選擇，從其革命後放棄臨時大總統職務與袁世凱妥協可知，孫中山基本上是主張和平救中國，本文即從孫中山的言論去探討分析孫中山和平思想的淵源及其意涵。
孫中山曾自述「余之謀中國革命，其所持之主義，有因襲吾國固有思想者，有歸撫歐美之學說事蹟者，有吾獨見而創見者。」說明中國文化傳統是其思想淵源的重要基礎，其又批判「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，便排斥舊道德，以為有了新文化，便可以不要舊道德。不知道我們中國固有的東西，如果是好的，當然要保存，不好的才可以放棄。」顯示孫中山對文化傳統是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。在批判的繼承中，孫中山對傳統是採取敬意的態度，認為其思想是延續中國文化的精神傳統，是中國道統的繼承者，民國十年孫中山於桂林答覆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詢問時的自述「中國有一個道統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相繼不絕，我的思想基礎，就是這個道統，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，來發揚光大。」中國的道統基本上就是儒家傳統，孫中山在《民族主義》第六講中強調要恢復固有「忠孝、仁愛、信義、和平」的道德，並標舉大學中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
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「內聖外王」之道，視其為全世界最有系統的政
治哲學，證明孫中山對儒家傳統的繼承。儒家傳統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是「仁」，其意涵為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。」(《論語。雍也》)，具有兼善天下的意涵，在 「兼善」之中重視的是與他人和平相處，互利共享，孫中山所推崇的「內聖外王」，即是知識分子對「仁」的發揚與實踐，「仁」也因此是其和平思想的淵源。
在「仁」觀念的影響下，孫中山主張在與他族裔相處時應用中國傳統「王道」的態度，其在（大亞洲主義）演講中謂：「歐洲近百年是甚麼文化呢？是科學的文化。是注重功利的文化。這種文化應用到人類社會，只見物質文明，只有飛機炸彈，只有洋槍大砲，專是一種武力的文化。歐洲人近來專用這種武力的文化來壓迫我們亞洲，所以我們亞洲便不能進步。這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，用我們中國的古話說就是『行霸道』，所以歐洲文化是霸道的文化。但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。還有一種文化，好過霸道的文化，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。用這種仁義道德的文化，是感化人，不是壓迫人；是要人懷德，不是要人畏威。這種要人懷德的文化，我們中國的古話說是『行王道』。」，區別了歐洲與中國在與他群體相處上態度的不同。「王道」與「霸道」之別，孟子做出剴切的闡釋，其謂「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國，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湯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詩云：『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(《孟子．公孫丑上3》)，孟子的闡釋說明儒家政治傳統中的「德治」思想，也
說明了儒家傳統認為以力服人無法真正讓人心悅誠服，惟有以德服人才能讓人心悅誠服，傳諸久遠，儒家此套對內統治的「德治觀」，展現在對外上就是強調「以德化育」，因此中國傳統在與外族的相處上，基本上是建立在禮尚往來，對他族無領土與其他利益上的野心。
在「王道」思想的影響下，《春秋》雖重「夷夏之防」，但夷夏之別是以「文化」為準而非「血統」，強調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」(《論語．顏淵》)，主張「柔遠人，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，既來之，則安之」(《論語．季氏》)，強調中國對他群體有責任，因此，中國在面對他族裔雖有自視為天朝的上國意識，但在與他族裔接觸的過程中，是持開放的態度並不企圖消滅他族裔而是以自身文化去化育、協助他族裔，同時，在接觸過程中亦吸納他族裔的文化豐富自身的文化內涵，中國傳統此種對待他族裔的態度，在族裔相處中常發生「涵化」現象。「涵化」過程中是不同族裔在具有主體性下的平等的互待與相互吸納的融合。孫中山
繼承此「王道」思想，在與他族裔的相處上不僅反對以力服人的「霸道」主
張，在民族主義更主張中國應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」，在(民族主義第六講)中強調在民族地位恢復後，對世界弱小民族要負起「濟弱扶傾」的責任，以與他民族共同馳騁於世界。
從前述分析可知，孫中山和平思想主要是對中國儒家思想「仁」觀念的繼承，在與他族裔相處上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思想，主張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，在中國復興後孫中山強調中國應濟弱扶傾，扶助弱小民族，共同追求人類大同之治的理想世界。
（本文作者：元培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