淺談孫中山的政治道德觀
作者:黃人傑

一、前言
自從台灣開放黨禁以後，很快出現政黨輪替現象，應該被視為民主進步的象徵，但是卻帶來一連串政治惡鬥的結果，不但傷害人民的感情與族群的和諧，嚴重破壞倫理道德與法治，阻礙政策制度的推展，迫使國家政經空轉了十幾年。愚蠢無知的內鬥耗損了無數的民力國力，主要原因是爭選票的政客與政黨，完全淪為騙取統治權的工具，比賽說謊，只求個人與派系的利益，講求權謀利害關係，毫無誠信廉恥之可言，致使國家發展面臨空前的危機與劫難；此時，看看孫中山對政治道德的主張，其耳提面命盼能發揮遏阻政治亂流與逆境的功效。
二、政治道德的意義與重要性
所謂政治道德，意指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礎與規範為何？民主政治的首要概念強調「主權在民」，民者通指全體人民或國民，非單指公民；所以，孫中山主張的「國民革命」其道理正合此義。亦即合乎絕大多數人民或國民的意願與利益，這點是解釋孫中山對政治道德的最重要根據與看法。
每一個人都有群己與公私之關係，國家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與真正的自由平等，維護所有個人的權益就是維護群體最大的權益，能盡個人之責任與義務就是能實踐私德，盡私德最主要的目的與價值就是發揮最大的公德；捨己化私並非是真正的無私，「無」非指「不存在」而言，它是指一種人生的修養工夫與價值心境，「無」實意味着避免蒙蔽無知、無掩飾、無障礙，讓合理的己與私存在，並求最有利的彰顯出來。若是喪失了良善的己私，也就無法樂群好公了。
孫中山曾解釋政治即是管理眾人之事，但要遵守那些道德規範呢？用現代人的標準來看，除「依法行政」，守法即是最基本的道德約束之外，在法治社會最重要的道德規範就是人人信守「誠信」原則，只要講求誠信人人既可克盡私德本份，同時又可善盡公德增進公益，這是實踐政治道德最佳的兩全其美辦法。
三、孫中山的政治道德觀
孫中山在＜民權主義＞第一講中說：「環觀近世，追溯往古，權的作用，就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。人類要能夠生存，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，第一件是保，第二件是養。」這是革命必須實踐的二種政治道德，保民與養民既是革命公德，也是革命初期最基本的工作要務與神聖使命。在＜孫文學說＞第四章又說：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，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。社會國家者，互助之體也；道德仁義者，互助之用也；人類順此原則則昌，不順此原則則亡，此原則行之於人類，當已
數十萬年矣。」我們知道社會國家係實行公德之體，道德仁義即是實踐政治道德之用。孫中山不僅提出體用說解釋政治道德的體用觀念，並強調仁義道德的重要性，此即孫中山的政治道德核心思想，當時指的是仁義思想，而非今日所強調的誠信主張，我們需要繼續思考比較其兩者之關係。
我們可視仁與誠是體，義與信是用，仁者愛人，心存誠敬，義者宜也，信實可靠。所以仁義層次較高，偏重內修，誠信層次較低，偏重外應。就體用說而言，通常皆以「互為體用」來解釋，然而就體而言，又有體中之體與體中之用二種狀態；就用而言，也有用中之體與用中之用二種狀態。無論仁義或誠信，中山先生提出
互助來取代競爭或鬥爭，這是中山先生最高明的政治道德見解，亦即把互助用於仁義，在民主法治社會則要把互助用於誠信，而非利害關係的惡鬥。
民國六年，孫中山在＜中國存亡問題＞一文中，曾謂「國家自有國家之目的，不徒為戰爭而存立。有時國家不能不戰爭者，為達其國家存立發展之目的，而後以戰爭為手段耳。……夫以一國為孤注而求勝，則必其捨戰爭以外，別無可以求其生存發展之途者也。必其利害為一國人公共之利害，而非一小部分之利害。故國人樂於從事戰爭，進戰不旋踵，傷廢無怨言也。」於此，孫中山言及利害關係時
的政治道德判準是「為一國人公共之利害，而非一小部分之利害」，足可作為
民主法治的政治道德思維基礎。
人是萬物之靈，人又是政治的動物；人類為自衛和覓食不能不合群，合群就必須互助，實行互助就產生了道德。因此，孫中山在＜民族主義＞第六講又謂「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，起初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的發展；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，便能成功。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長久的地位，還有道德問題，有了很好的道德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。」這是孫中山政治道德的精義所在。
四、結語
孫中山在＜民權主義＞第一講中說：「民權時代，是好人同惡人爭，公理和強權爭。」事實上，善與惡之間的鬥爭，從歷史與現實社會，以及人性的弱點上來看，短時間之內很難取得平衡，亦即善良大部分都鬥不過邪惡，因為善良之人不會不擇手段，不會不講是非，對錯；而邪惡只顧利害，只有少數人自己，只有集團或幫派，很少考慮他人的權益，更缺乏國家社會觀念，既使偶而附和公益也只是滿足私利之藉口或當作工具手段而已。
好的政治道德一定是贊同多數決定與尊重少數的原則；所以，孫中山在＜民權初步＞第九章中又謂「尋常通例，贊成或反對之表決，皆定於大多數；此除少數特別事件之外，莫不皆然也。……在改章程、修憲法、及罷免會員等事，常需三分之二之數。……其他之事件，由僅僅大多數通過，而致大不便者，須立以需更大多數之例，「以防範之，庶為萬全也。」對於尊重少數，孫中山更謂「少數之報告，此為不同意者之報告，謹於正式報告之後，會眾可以不理者也。但若其確
有見地，則可以之代多數之報告耳。」孫中山自幼深受西方民主法治政治的影響，所以創建中華民國就是要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國家。民國七年辭大元帥職時，臨行通電說：「民主政治賴以維繫不弊者，其根本在於法律。」
民國十二年在＜全國律師民刑新訴狀覽＞序言中又說：「立國於天地，不可無法也。立國於二十世紀文明競爭之秋，尤不可以無法。所以保障人權，亦所以遏邪障。」我們知道法律是維護國家社會之秩序與正義，而且依民主程序而制定，政府和統治者也受法律監督和限制，民主政治堅持法律至上，同時堅信人人守法是最根本的政治道德基礎。
孫中山的民主社會所重視的政治道德除互助外，特別注重「服務」。因此在＜民權主義＞第三講中謂「天之生人，雖然有聰明才智的三種不平等（先知先覺、後知後覺，不知不覺），但是人心必欲使之平等，這是（政治）道德上的最高目標。……要達到這個最高的道德目的，……要調和這三種人，使之平等，則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，不當以奪取為目的。」人類自入文明之後，則天性所趨，向於互助之原則，以求達到人類進化之目的矣，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，其理想自古至今始終如一。
（作者：前台灣師大三研所所長）